概要:总结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20XX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20XX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XX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XX年至20XX年,讲题分别如下:“欧美当代艺术比较”“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教学方法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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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20XX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XX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XX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XX年至20XX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 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
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XX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