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文章：《三块钱国币》中“花瓶”的冷思考

概要： 对《三块钱国币》中“花瓶”的冷思考——兼与卫建云先生商榷 卫建云先生在《〈三块钱国币〉中“花瓶”意象的隐喻作用》（2006年第4期《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是：以花瓶的易碎隐喻国民党政权的岌岌可危；以花瓶的“秀外虚中”隐喻国民党政权外强中干；以花瓶被打碎隐喻吴太太依附情结的破灭；以两只花瓶不同的打碎方式隐喻国民党政权必遭摧毁的命运。对卫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尽管现在提倡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个性化解读，但前提是不能偏离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规律。过去那种“红色”解读、政治挂帅的狂热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无论什么时期，解读文学作品都应该遵循艺术规律。 丁西林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学者而非社会科学学者，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喜剧作家，他“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丁西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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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块钱国币》中“花瓶”的冷思考

——兼与卫建云先生商榷

    卫建云先生在《〈三块钱国币〉中“花瓶”意象的隐喻作用》（2006年第4期《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是：以花瓶的易碎隐喻国民党政权的岌岌可危；以花瓶的“秀外虚中”隐喻国民党政权外强中干；以花瓶被打碎隐喻吴太太依附情结的破灭；以两只花瓶不同的打碎方式隐喻国民党政权必遭摧毁的命运。对卫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尽管现在提倡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个性化解读，但前提是不能偏离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规律。过去那种“红色”解读、政治挂帅的狂热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无论什么时期，解读文学作品都应该遵循艺术规律。

    丁西林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学者而非社会科学学者，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喜剧作家，他“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丁西林：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三块钱国币》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初夏，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昆明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外省人，街道上出现了一股股熙熙攘攘的人流。当时带有军阀割据气息的老滇票还是昆明本地人习惯用的货币，而那些“讨厌的”外省人使用的都是兑换率高达10倍的国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各自表现着自己的个性特征。我们解读《三块钱国币》，不能忽视背景，但也不能放大背景，喧宾夺主，用贴标签的办法随意附会，更不能脱离作者及作品风格去生吞活剥。

    鉴赏剧本，首先要了解剧本所展示的矛盾冲突。《三块钱国币》围绕“花瓶”事件，主要展示了主仆之间、大学生杨长雄与房东吴太太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大学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揭露了吴太太的自私、尖酸、刻薄。其中的“花瓶”只是戏剧中的一个道具，充其量起个“线索”的作用。戏剧冲突始终围绕“花瓶”展开：李嫂无意间打碎花瓶—吴太太执意让李嫂赔偿花瓶—吴太太逼李嫂当铺盖抵偿花瓶—杨长雄出于义愤与吴太太因“花瓶”发生口角—杨长雄一气之下摔碎另一只花瓶—杨长雄赔三块钱国币。丁西林“善于从人情世态中发现喜剧因素……把看似平淡无奇的事件安排点染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中国大百科全书》）。他的喜剧风格不是引人哄堂大笑的讽刺喜剧，而是使人产生会心微笑的幽默喜剧。倘若赋予“花瓶”以某些政治含义，岂不脱离了作品本身？

    鉴赏剧本，还要正确分析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离不开对戏剧语言的把握。卫建云先生提到：“成众表面上似乎是不想掺和杨、吴之间的争吵，做个两面都不得罪人的老好人，而他并非不知道杨长雄的据理力争是出于对李嫂的同情。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年岁与杨相若’的青年人内心对李嫂这样的弱者根本没有什么同情心。精神麻木到如此地步，这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其毒害的结果。”笔者先撇开这段话的内在逻辑错误不谈，只讨论“成众”的形象。剧本中成众的台词不多，但足可以看出他对弱者李嫂的同情：“唉，老杨，我和你赌一个输赢好不好？这盘棋，如果你赢了，我出三块钱；如果我赢了，你出三块钱。赢的钱送给李嫂让她还债，怎么样？”读到这里，谁还能说他“对李嫂这样的弱者根本没有什么同情心”呢？再看剧本“舞台提示”对成众的介绍：“休假日期，杨长雄卧室中进进出出的许多少年朋友之一。年岁与杨相若，言语举动常带有自然而不自觉的幽默。如果一个人厌恶女人的啰唆，喜欢替朋友排难解纷是一条公例，他好像是一个例外。”作者利用这种反差错位式的幽默不仅暗示了人物在剧中的表现，也给人物以性格定位。既然成众是杨长雄的朋友，两人性格可以不同，一个沉稳持重，幽默风趣；一个锋芒毕露，仗义执言；但原则问题上两人应该是同气相求的，那就是他们对李嫂的同情和对吴太太的厌恶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卫先生在分析人物时，对“当铺少奶奶”的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卫先生认为“当铺少奶奶没要李嫂的铺盖就给了三块钱国币”，“是冲着有钱有势之人的，而决不是出于对李嫂这类弱者的怜悯”。难道真是这样吗？试想，如果吴太太稍微有点自尊心的话，还不被当铺少奶奶这一慷慨的举动羞死？人家不相干的人尚且如此仗义，自己的脸面何在？当铺少奶奶的义举无异于给了吴太太一记无声的耳光，岂有讨好吴太太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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