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由毛泽东同志创立，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精髓和灵魂。 一、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结果。 实事求是是事业创新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基础。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的革命事业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辉煌的胜利，什么时候不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的革命事业就经历失败和挫折。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践的革命道路。早在大革命时期，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著，开始关注农民阶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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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由毛泽东同志创立，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精髓和灵魂。 一、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结果。 实事求是是事业创新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基础。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的革命事业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辉煌的胜利，什么时候不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的革命事业就经历失败和挫折。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践的革命道路。早在大革命时期，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著，开始关注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27年5月，他就提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力主向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进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鉴于起义部队军阀主义习气和农民自由散漫作风严重的现状，创立了把支部建在连队的“党指挥枪”的制度；从1927年11月始，为了解边界的情况，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宁冈、永新两县的社会调查，并且要求干部战士都动手做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地就要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并把了解的情况逐级汇报上来，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事实素材。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①]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正处于历史的低潮，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亟待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然而，就党的整体来说，思想还束缚在以城市起义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俄国革命模式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未能正确回答这一根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井冈山斗争实践中，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气概，经过艰难的摸索和创新，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正确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 1、实践创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建立了强大的反革命统治，如中国共产党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同敌人在中心城市拼“血本”，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实际，大胆突破十月革命的模式，独辟蹊径，引兵井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井冈山道路。 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书本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现实中也没有样板可资借鉴，而只能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毛泽东提出了井冈山道路的基本点： 第一，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且这种武装斗争是长期的，以军队为组织形式，党应有自己的军队。 第二，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毛泽东谙熟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革命问题。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1928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宣告诞生，土地革命路线由此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存在的一种热衷于走州过府、大块吃肉、轻视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流寇”主义思潮，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②]1927年11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湖南茶陵召开了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而中央在秋收起义之前是不同意毛泽东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此后，毛泽东在遂川和宁冈先后于1928年1月和2月成立了遂川县人民委员会和宁冈县人民委员会。为了统一湘赣边界各县红色政权的领导，1928年6月成立了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六个县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毛泽东、袁文才[③]担任主席和副主席。 2、理论创新：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同时，还对井冈山斗争实践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其理论创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提出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党和红军如果没有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了。可见，毛泽东身在井冈山，但他不局限于井冈山，而是放眼全中国，把井冈山的红色区域视为全国政权的战略基地和胜利起点，为最终形成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提出了人民军队的建设与游击战术思想。毛泽东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提出了正确对待俘虏和投诚白军的政策。他还同朱德一起，创造并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至此，毛泽东军事思想已见雏形。 （3）提出了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毛泽东在井冈山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上，又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掀起了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风暴。同年底，又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法律——《井冈山土地法》。尽管该土地法不尽完善，但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律创制的先河，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和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意义深远。 （4）提出了关于根据地的思想。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总结和概括了一整套根据地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其主要内容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营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5）提出了关于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思想。鉴于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家族化，“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矛盾日益激烈等现实状况，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1928年两次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并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九月“洗党”。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他明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④] 井冈山革命道路的选择，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样是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结果。、 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实事求是”一语，原出自班固所撰《汉书》。据记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此作了注释，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说研究学问要注意掌握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这就是说，当时“实事求是”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我们今天所讲的“实事求是”，则是指毛泽东同志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赋予它新意。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作的简明概括，是指作为毛泽东思想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灵魂中最基本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运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实事求是赋予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 1941年12月，毛泽东同志还为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至今， “实事求是”四个红色大字嵌刻在花岗岩的石碑上，竖立在中央党校的大礼堂正前方，以时刻告诫来中央党校学习的每一位学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延安整风运动，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连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这是从邓小平同志开始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是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针对有人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阐述。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思想解放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以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结晶。了解党的思想路线不断发展的过程，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体会到党的思想路线本身既是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极为复杂和特殊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流血牺牲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早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注重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他就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高度，提出了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与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阐发，概述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强调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同志这种唯物而辩证的阐释之后，“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新的科学概括。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就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内在地包含了坚持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强调：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大课题。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党的思想路线得而复失。1976年10月，我们党粉碎了 “四人帮”，1977年重新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不顾个人的处境和安危，把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摆在了最优先的地位。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了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他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解放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标志着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解放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他认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新判断，初步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丰富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1997年，为了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同志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要求。他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0XX年，针对我国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江泽民同志又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推进创新。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现在，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20XX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提出推进创新，必须做到“三个解放出来”。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20XX年4月，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勤于思考，深入实际，继续研究和努力回答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及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 20XX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发展是当代实际的主题，国际精整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与时俱进。为此，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持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持革除。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要做到实事求是，一要有认识真理的智慧，二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有认识真理的智慧，而没有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的勇气，同样难于做到实事求是。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天，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三、实事求是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是实事求是的要求和结果。 一个伟大的政党，需要伟大的理论武装。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思想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党永葆生机的根本条件。在党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时期是这样，在党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许多极其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1、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断创新的鲜明特点。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历尽艰辛、奋斗不止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来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内容丰富、体系完整，为人们辩证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蕴藏着一种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实现真理而修正错误、勇往直前的无穷动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典范。对于自己创立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不但是这样要求的，而且本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理论的。他们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那些过时的结论和观点。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的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液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95年，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回顾自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所持的立场时还指出，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北美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动并同时取得胜利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的理论，并且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⑥]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实践并用来指导实践的科学，它的发展最基本的依据就在于实践。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党的发展壮大，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它所在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的。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具体指导党的事业和党的自身发展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也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在俄国的具体国情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形成的。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实践的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事业的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僵化了，党自身的生机也就停止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2、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八十多年来虽然历经千难万险、坎坷曲折，但这一点从未动摇过。党之所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如果没有一种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并武装广大党员，我们就很难将这种事业变成千百万人自觉的行动，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同时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地把这一理论推向前进。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反复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历史事实一再说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必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责任；也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展自身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任何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都无法满足党在发展中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站在时代发展前列推动历史前进，必须从发展着的社会历史实际出发不断进行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是内在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组织无产阶级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然而，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更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依靠什么样的力量，走什么样的道路，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等，马克思、列宁都没有具体论述。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针对那里的情况提出的具体理论，照搬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针对那里的情况提出的具体理论，无异于放弃中国革命。在建党初期和20世纪30年代，在党内出现的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正是在总结这些教训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的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办，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井冈山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寻找规律、得出结论的方法，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正是遵循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提出了合乎中国实际的党的建设理论和合乎中国革命实际要求的一系列方针与战略原则，在中国这个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国家里，成功地建设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并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时，同样的问题又一次摆在党的面前。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都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预见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给予了预见性的回答。列宁则从当时俄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但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不可能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具体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像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样，要靠中国共产党来探索。所以，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党开始进行艰辛的探索。这种艰辛探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失误，使我们党变得更加聪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正确和强大的生命力。 3、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必要前提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是无止境的。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国内情况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和面临的任务还在继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适应实践的发展，继续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这是党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必要前提。 只有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保证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以自己的执政行为，银铃和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而思想理论的创新，不仅是一个政党是否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政党能否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条件。时代发展，意味着我们面临的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意味着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变化。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等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等，都是前人所未曾遇到过的。这些时代特征，必然引起人类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一个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执政的党，能否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深刻地认识这些变化，认真地研究这些变化给我们提出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应对思路和办法，直接关系到党自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假如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党的工作，被历史无情淘汰的结局谁也无法避免。 只有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不断提高党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是一个战斗的集体，科学的思想理论是指导这个集体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一面旗帜。党要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要保证这面旗帜有吸引力、影响力、号召力和导向力。思想理论的吸引力、影响力、号召力和导向力源于实践。只有合乎实践要求的理论，才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有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目标的理论，才能为人们所自觉自愿地接受；只有在这种理论旗帜下形成的人们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性，才真正具有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借助外在的权威把不正确的理论强加于全党的形象，历史也证明了这样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党要团结、要统一、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有为实践所证明、为全党所接受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甚至党自身也瓦解了；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大大地发展了。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党有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需要。这面旗帜得到了全党的衷心拥护，并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胜利前进。在历史迈进新世纪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从而为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⑦] 四、正确把握理论创新过程中的若干关系。 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又要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好以下若干问题。 第一，正确把握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关系。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创新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理论创新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活动，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糊思臆想。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守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使理论创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取得预期的成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成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创新以及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是一个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含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如果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共产党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他们曾因坚持马克思主义，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后来则逐步偏离了列宁主义轨道，盲目改革，变“改革”为“改向”，公开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处于极端的状态中，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解体。 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的是富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而绝不是僵死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积极作用，首先，必须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坚持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宽广的胸怀，正确看待一切新涌现的思想、经验、成果，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综合，及时地吸纳借鉴，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其次，必须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既不是丢掉老祖宗去标新立异，也不是不顾情况的发展变化，躺在老祖宗的个别论断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要在不丢掉老祖宗的同时，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来。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正确把握理论创新中的创新与继承的关系。 理论创新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对原有理论的超越；理论创新又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理论的扬弃。理论创新的天地是广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认识原则、解释模式和观察视野的创新，即方法论创新或思维方式创新；可以是创立新的原理、新的体系或新的学派，即构建原创性理论；可以是对前人提出的个别论断、原理，作出新的修正、补充，得出新的见解、论点；也可以是对前人科学的思想理论进行梳理，使其系统化，例如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总结概括；还可以是重新发现前人提出的某些有价值的原则和观点，使其发扬光大。例如“实事求是”，原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成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把它发觉出来，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阐释，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述理论创新的多样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限于现成的结论，努力寻求突破，实现对原有理论的飞跃。 但是，任何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同原有理论割断联系、无根无源，或对原有理论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对原有理论作出批判性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向来承认，它是从历史发展过来的，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来源。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同属于一个科学体系，都有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立场、方法和共同的理论品格，这就决定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大道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来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又提出了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突出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鉴定了基础。 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这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极为可贵的理论风格。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新阶段，根本的标志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过去也提出和回答过，但是不系统，有些回答还不正确，现在系统地正确回答了。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正是借助于批判与自我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善于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加以比较借鉴，不断批判地吸收世界一切有益的、优秀的成果，充实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行自我批判，对自己原有理论中不科学的部分加以纠正，陈旧的部分加以更新，促进了自我完善和自我创新。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没有丢掉“老祖宗”，另一方面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体现了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扬弃，真正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第三，正确把握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要注重同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理论创新要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创新，并经受实践创新的检验。创新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从理论创新看，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社会实践，理论创新如果离开了实践就难以成功，也毫无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理论创新要来自实践。理论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从而不断推动理论发展，而不是用现有的原理去图解实践，企图从本本中寻求答案。其次，理论创新要紧跟实践发展。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来说，理论总是有自身局限、滞后的一面。人们只有时刻关注变化着的实践呈现出来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对实践活动进行及时的归纳和概括，才能在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对实践活动进行及时的归纳和概括，才能在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再次，理论创新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当理论创新成果的某些方面与实践不相符时，应该对其进行补充、修改乃至摒弃，使理论创新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真理。[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7年8月到1929年间，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近百次，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那时的起义，无论是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大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时也以攻取长沙为目标，结果失败了。由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有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八七会议后就有“上山”的考虑，他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作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怎么才能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是个尖锐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善于不断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阐明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独创性道路的开辟和新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注释： [①] 江泽民：《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载《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XX年8月第1版，第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8页。 [③] 袁文才（1898—1930），又名选三，江西省宁冈县人。1926年入党，曾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7月会同王佐攻打永新县城，从狱中营救出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10月在毛泽东教育下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二团团长、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1929年1月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向赣南游击，途中离队返回井冈山。1930年2月在永新县城被错杀。详见《从山寨王到红军团长——袁文才、王佐》一文。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7页。 [⑤] 参见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XX年12月第1版，第44页。 [⑥] 参见赵曜等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XX年12月第1版，第361-364页。 [⑦] 中共中央党校编：《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XX年4月第1版，第49-51页。 [⑧] 参见陈福今著：《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XX年9月第1版，第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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