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可以让民间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由此，可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也指出，“国家要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拓宽高校投入机制，探索新的成本分摊机制；可对1/3左右的高校通过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实行多种投入，以减轻家庭、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一般不直接管理高等院校。美国高等院校半数以上是私立的，公立高等院校一般由各州管理，日本文部省也只管东京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则由都、道、府、县政府管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虽然可以直接管理大学，但主要通过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但是，我国目前在对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公办高校有统招的名额，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便利吸纳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民办高校并不能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竞争的平台，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地进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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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民间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由此，可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也指出，“国家要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拓宽高校投入机制，探索新的成本分摊机制；可对1/3左右的高校通过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实行多种投入，以减轻家庭、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一般不直接管理高等院校。美国高等院校半数以上是私立的，公立高等院校一般由各州管理，日本文部省也只管东京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则由都、道、府、县政府管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虽然可以直接管理大学，但主要通过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
但是，我国目前在对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公办高校有统招的名额，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便利吸纳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民办高校并不能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竞争的平台，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地进入教育领域。
对于如何有效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浙江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带头脱开与收费机构的经济联系，杜绝把部分收费变成集体福利，要清理和纠正可能导致乱收费的不合理规章制度。
冯向《小康》举例说明，“例如，教育部允许学校留存部分教材回扣显然不合理，且给不少学校有关部门私设小金库以可乘之机，必须修改规定，把教材回扣全部返回给学生。”
保障数量庞大的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理当是政府和各个高校要全力解决的难题。在美国，高校通过多种途径为大学生提供各类经济资助，如奖学金、助学金、校内长期低息贷款、短期贷款、校外长期低息贷款、联邦政府勤工俭学计划、学校内外兼职工作和打工。以此，来顺利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张玉林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要求高等学校制定面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收费标准，并不太现实，缓解这一问题的措施主要还应在于加大助学贷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覆盖面。
数字崇拜下的“扩并”
一方面是庞大的贫困生群体，经费严重不足的窘况，另一方面却是新建校址、扩张校园面积、新建办公大楼行为的不断进行。看似互相矛盾的“状况”与“行为”，为何又偏偏在同一时间在一些高校接连上演呢？
不少专家指出，这种现象与我国高校近几年的扩招政策不无关系。“招生规模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学校占地的扩张。追求奢侈豪华的风气又导致了学校建设经费的剧增，而代价、后果可能要向社会、学生转嫁。巨额高校贷款已经成为一个加剧了金融风险的较严重的问题，其中既有金融部门盲目放贷的因素，也有高校负责人‘贷了就没打算还’的伦理道德问题。”张玉林对《小康》解释。
相关资料显示，20XX年末，国家审计署所审计的18所高校债务总额达72.7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部分高校甚至陷入了“扩招——贷款建校——再扩招还贷”的模式。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举进行扩招。此后，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7年时间里，我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XX年的2300多万人，翻了近三番，此增长速度居全世界第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
同时，高校合并、学院升级现象几乎是伴随着高校扩招同时
展开的。
教育部网站主页上相关信息显示，从1990年开始截至20XX年8月，合并调整后的各类高校数目达到416所，原有612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50所，至于这些年来合并的高校具体共有多少所，就连主管部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也难以给出精确数字。
一些高校在合并后的良好发展状况显示，高校的成功合并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规模的低成本扩展，同时使学校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在多学科交叉和综合中有所提高。《小康》在采访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对高校合并是持支持赞成观点的。
但是，由合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现。甚至有专家认为，一些高校的合并最终却变成了一场“有名无实”的运动，称其为教育界的“浮肿病”。与此同时，一些合并后的高校与高校之间实质上“貌合神离”。
冯培恩认为，一段时间内的确出现过合并风。“万事一旦成风，就难免出现不必要甚至不恰当的合并。”合并时应充分考虑合并的范围、规模、模式和动力等因素，决定哪些学校需要合并，应该因校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决不能刮风。
张玉林对合并整体上产生的效果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这种大跃进式的合并虽有所谓‘社会需求’推波助澜，但更主要的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盲目决策、高校的实际利益在驱动。这种扩张和升级虽然在表面上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但从内涵来说，由此造成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文凭‘兑水’现象严重。单纯的合并、升级并不能使得整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从根本上得到提升。从另一方面来看，因急剧膨胀而导致的高等教育质量的低劣对于受教育者——‘消费者’来说是一种剥夺，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应该享有的合乎规范和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一些合并院校的师生对此也“微词”不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校本部）一位老师向《小康》说起该校在20XX年的合并时认为，“我觉得一所高校的知名度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华工（原华中理工大学的简称）曾经在国际上建立起来的知名度以及长期与海外各界建立起来的联系，基本上在这次合并中白白地丧失了。这次一合并，校名也改了。国际上要想重新认识华科大的实力，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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