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实践：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下）

概要：其二，个体特征。当下岗失业人员具备相似的制度参与的资格能力时，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往往就会成为影响其是否缴纳保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已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已经买断的下岗失业人员中，男性中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为47.9%，而女性中这个比例则达到63.5%。如果对女性下岗失业群体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年龄因素则构成进一步区分的因素。其中，46岁以上的女性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要高于46岁以下女性15个百分点，即已经买断、年龄在46岁以上的女性群体在整个下岗失业群体中缴纳失业金的比例最高，达到75.0%。同样，男性下岗失业人员中也存在年龄因素导致的差异，46岁以上下岗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的要高出46岁以下的20个百分点。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一是制度性因素严重制约着失业者在社会保险行为选择上的机会结构。当同样的制度安排遭遇到不同的实践境遇时，制度往往在客观上为目标对象设定出种种区隔，从而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出一定的排斥作用，客观上令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被过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二是个体所具有的一些差异性社会特征也是促使其做出不同选择的动因之一。不同的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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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个体特征。当下岗失业人员具备相似的制度参与的资格能力时，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往往就会成为影响其是否缴纳保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已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已经买断的下岗失业人员中，男性中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为47.9%，而女性中这个比例则达到63.5%。如果对女性下岗失业群体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年龄因素则构成进一步区分的因素。其中，46岁以上的女性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要高于46岁以下女性15个百分点，即已经买断、年龄在46岁以上的女性群体在整个下岗失业群体中缴纳失业金的比例最高，达到75.0%。同样，男性下岗失业人员中也存在年龄因素导致的差异，46岁以上下岗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的要高出46岁以下的20个百分点。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一是制度性因素严重制约着失业者在社会保险行为选择上的机会结构。当同样的制度安排遭遇到不同的实践境遇时，制度往往在客观上为目标对象设定出种种区隔，从而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出一定的排斥作用，客观上令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被过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二是个体所具有的一些差异性社会特征也是促使其做出不同选择的动因之一。不同的失业群体会因为他们所处生命周期的时点不同、或是所扮演的性别角色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行为。这种差异性在46岁以上的、买断工龄的女性下岗失业人员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这个结果体现了下岗失业人员面对一定的约束(包括制度的以及收入因素)时制度参与行为的适应性和策略性。

　　4.作为博弈过程的参与行为

　　调查表明，下岗失业人员中仅有35.5%和5.4%的个人表示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保障的重要性，实际上，接近90%的人表示因为没有参保而感到忧虑。但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选择缴纳保险。

　　随着生命历程的向前推进，每个人都会面临衰老、病痛等状况，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就是为应对这种状况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下岗失业群体在普遍低水平的收入约束之下，并不具备承担所有保障费用的能力，深陷选择的两难境地，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首先缴纳养老保险。当问及未缴纳医疗保险的问题时，“小病挺着，大病等死”就是相当多没有缴纳医疗保险的下岗失业者所表达的态度。这表明他们对此也不是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风险估计，而是他们在面对可能的风险时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疾病比起来，衰老的风险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制度安排规定下岗失业者必须缴纳养老保险之后才能办理医疗保险手续，但二者悬殊的参保率表明，在对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权衡中，下岗失业者往往会为了应付未来的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历程暴露在一种由疾病带来的风险之下。这样的生存逻辑带有很

强的赌注的味道，他们寄希望于没有疾病来袭。⑨这同样表明了面对社会保障制度下岗失业人员在一种生存水平状态下的行为选择和制度参与的独特模式：一种制度与收入双重约束下自身生活的自我博弈。

　　总之，在下岗失业人员的微观行为选择问题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体根据经济理性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制度单方面的决定，而是一个制度环境—收入约束—策略选择共同导致的综合的结果。这些方面一起塑造了下岗失业人员对社会保障制度参与的轨迹与特征，并由此折射出社会保障制度运作的实践逻辑。

　　面向未来的政策建议

　　第一，面向下一代：就业与保障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失业人员主要是在经济转型中形成的，与由于经济周期形成的失业现象明显不同。特别是其中的4050人员，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一是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二是回到正式就业体制中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没有可能；三是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近些年来在促进再就业上所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就是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作用也非常有限。

　　按照个体正常的生命历程，认定40--50岁的人还具备工作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失业和不能再就业主要是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个体的职业能力是次要的。因而，将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运行的前提逻辑放在“4050"再就业工程上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实中也不难发现，“4050工程”和各种“再就业工程”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在东北调查时发现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失业下岗人员，有的只有30多岁，就已经对自己这辈子的前途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家庭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甚至有的是相当困难的，但尽管如此，许多家庭仍然尽可能地将极为有限的经济能力以及自己的精力用在子女的教育上。有的人明确地说，“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将来就看孩子了”，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对于失业下岗人员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绝望。相反，如果连他们的孩子也看不到希望，那才是他们真正失去希望。

　　对于相当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来说，对自己这一辈子已经不抱多大希望，而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我们看到，在东北大量的年轻人正在沦落为新的失业者。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路是，实施“面向下一代”的发展战略，将有限的就业机会更多地提供给青年一代，对4050人员更多考虑养老等社会保障安排。

　　第二，考虑失业人员面临的特殊情况，对失业者社会保障做出特殊安排，保证下岗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得到满足。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失业者认识到保障的重要性，接近90%的人表示因为没有参保而感到忧虑。然而，下岗失业人员中仅有35.5%和5.4%的个人表示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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